人们不再满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形式平等，开始通过社会立法等措施追求结果的平等，至少限制过分不平等。

而国务院或国务院下属各部委制定的非行政法规、非规章类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以及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则既没有被依据的地位，也没有被参照的地位。这样，便构成了针对不同规则权威性效力大小的判断与尊重体系。

[54]Supra note 34，at 842—843. [55]Ibid.,at 843-844. [56]Skidmore v. Swil Co.,323 U.S.140，(1944). [57]See Michael C. Tolley, Judicial Review of Agency Interpretation of Statutes: Deference Doctrin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31 The Policy Studies Journal 421(2003). [58]此处的行政规则与本文其他地方使用的行政规则含义不同，此处特指德国行政法上上级行政机关、领导对下属行政工作人员发布的一般—抽象的命令。摘要:  在现代行政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传统的法律效力概念已不足以解释变化的现实。或者侧重于其中一个方面而忽视对立方的立论。（三）Validity 和 Binding effect 在英文中，表征法律上力的实质性与形式性特征的相关词汇为validity和binding effect/binding force。这些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判断会随着审判者的态度发生变化，因此，虽然法律的条文并没有改变，但是对于类似案件的判决却可能截然不同，以至于法院往往被认为是在进行政策制定。

牛顿在物理学领域的权威即是一种理论权威，这种权威通过其长久以来形成的声望发挥影响。[31]同时，立法性规则有binding effect的原因在于其得到了制定法的授权，并在制定程序上运用了公告评论(notice and comment)程序，较非立法性规则而言更为正式。甲认为税额太高，因为财政局没有考虑法律规定的税收优惠。

如戴维斯教授指出关于警察决策，一个让人非常吃惊的事实是，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没有获得法律或者条例的授权，还有某些规则与法律或者条例直接冲突，但支持其合法性最主要的论点就是立法机关面对长久以来的警察惯行无动于衷。此时，权威和正确性这一对概念本身似乎可以被对方所吸收并可相互作为注脚，不再具有自己独立的必要性。这一理论建立的基础是以议会为中心的法治主义，强调法律渊源的民主性和统一性，主要适合于第三次技术革命前的社会状态。规范位阶的高低与规范权威性效力的大小并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

[48]理论权威中即带有一种基于专业知识而产生的魅力性因素，而主权权威则是神圣性的表现。如沈宗灵教授认为一般而言，法律的效力来自于制定它的合法程序和国家强制力。

鉴于现代社会的规范来源已由正义转化为拟制正确，故法院有义务服从的规范仅仅是那些经过人民的同意而具有拟制正确性的规范。[49] 相对制度权威的权威性来源不是理论权威的那种建立在专业知识之上的魅力，而是来自绝对制度权威的传递。[18]姚建宗：法律效力论纲，《法商研究》1996年第4期。这句话若说得再抽象一些就是法院应当遵从合理的行政规则。

此时，服从本身是否还有立锥之地？最后，为何正确性就代表着需要法院服从？道德上有许多正确的内容，法院应该服从吗？本部分将致力于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揭示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区分背后的理论逻辑。所以，这种binding effect和具有尊重含义的binding effect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尊重来自于一种事实效果，而后者的尊重来源于一种应然力量。其中，除规章效力表述为法院适用时参照外，其他皆为法院审判活动的依据。[22]对于不同规范给予不同程度的尊重这一思想的提出可参见沈岿，见前注〔7〕。

参见（美）理查德? B.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页21。他们并未将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作为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对待，也未指出它们所具有的完全不同的特质。

那么，有上位法内容依据的条文和没有明确上位法内容依据的条文效力是完全相同的吗？ 另外，前文已经提及，根据我国的法源通说以及《立法法》、《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在行政诉讼语境下，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被限于《立法法》规定的属于法源的五种，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16]陈世荣：法律效力论，《法学研究》1994年第4期。

关键词:  正确性效力,权威性效力,尊重,服从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效力是法学中最为核心和根本的概念之一，频繁出现于立法文件、法学论著和日常法律用语当中，为法律人所熟知。在现代政治哲学中，人民作为主权者这一结论得到广泛的接受，但我们依然不能就此认为权威性与正确性是本质关联的。其一，服从的对象是正确性，在现代社会，这种正确性就是前文所说的拟制正确性或绝对制度权威，而尊重的对象是相对制度权威或理论权威。其二，服从和尊重虽然都表现出遵从的含义，但是在性质上还是有所不同。这一观点亦得到司法实务界的支持。除此之外只有纯粹的意志了。

相比较前述美国的乙醛公司诉联邦环境保护署一案，法院根本就没有触及对实质性内容的审查。各个规范性文件的效力来源均是相互独立的事实，彼此之间有可能会存在内容上的冲突，无法构成内容上前后协调的规范体系。

[10] 虽然类似的思想在经典文献中不止一次地被呈现，不过截止目前，汉语世界尚未有学者将法律效力的正确性和权威性在概念上作严格的区分，或者在制度上加以区隔。必须明确的是，建基于内容和智力推演的效力并不一定就是道德效力，其内容源头完全可以通过权威来确定，但两者其后的效力传递过程则大相径庭。

比如在中国，法律的位阶高于行政法规，但对两者而言，现实中的司法尊重程度并无差别，法院均将其作为审判的依据对待。[45]于是，代表着理性、美德等大量实质性内容的自然法降格为实定法律体系的第一推手，在完成了最初的推动之后，自然法将隐退幕后。

[52]即便是传统的警察部门，也无法避免在立法沉默或模糊的情况下大量制定政策。[33]这一点似乎可以从谢弗朗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案中获得一些线索，该案的判决书认为如果国会的意图明确则问题到此结束，而如果国会意图不清，则法院应当尊重行政机关的合理解释。关于权威性效力和正确性效力二分的论述似乎很容易使人想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区别。See Richard J. Pierce, Supra note 27，at 316. [33]事实上，从文献中还可以归纳出一种binding effect，即practical binding effect。

[24]与社会正义相对应的形式正义，称之为法律正义或制度正义，实际上就是法治。[42]参见萨拜因，见前注〔38〕，页482。

Validity的另一个方面——substantive validity——对于这种含有尊重含义的binding effect的存在则并非不可或缺，它似乎产生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binding effect:具有服从含义的binding effect。比如，我们时常称凡合法之规范具有效力，违法之规范无效力，并将其作为常识接受。

将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区分开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比如服从只有是或否两种选择，而尊重却可以有不同的程度，所以自然可以得出权威性效力有大小不同，而正确性效力没有。

但当规范的效力清晰可辨时，对规范服从的需要可以吸收对规范的尊重，因为服从便是最高程度的尊重。这一点在美国行政法上即有典型的表现：binding effect的有无涉及立法性规则和非立法性规则的区分，立法性规则有binding effect而非立法性规则没有。（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页20。具体而论，本文作者认为，在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的概念二分框架之下，针对规范的审查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步骤进行。

在美国行政法上，谢弗朗案所代表的对所审查规则的尊重（以下简称谢弗朗尊重）属于较高程度的尊重，且只适用于立法性规则(legislative rule)。所以，在本质上，权威性效力可以有大小的不同，并非一定要满足某个特定的条件。

[36]可见，人民所具有的权威性只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理论拟制，权威的来源在于人民被先验地认定具有上帝般的正确性。参见孙笑侠：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5期。

[4]此外，对于行政法规和规章来说，除了位阶的高低外，也存在着作用力的区别。[71]第三次技术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